噪音的文化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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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的文化隐喻
张杰
摘要：噪音在现代社会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并因此形成一种有文化意味的现象。文章首先运用词源考证法，考察噪音的最初能指，然后从作家或思想家们对噪音的态度和噪音音乐出发思考了噪音的两种本原意义，进而从《白噪音》、《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等文本中发掘出噪音的多样文化隐喻。文章最后表明对噪音所具文化隐喻的态度。
关键词：噪音；能指；所指；隐喻
中图分类号： I022 文献标识码：A
噪音并非自工业革命后方才产生，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任何对他人的生活、学习或工作构成妨碍的声音就是噪音。普通人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以口头或动作表示抗议并努力消除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噪音在现代社会被描述为一种污染，可与工业、交通、建筑等污染相提并论，而且被以法律和数据的形式严加规范。国家专门制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把超过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称为环境噪声污染。
如今，“噪音”一词在生活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足见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深刻影响。本文意图从追溯噪音的起源开始，对“噪音”的能指和所指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
《说文解字》中，噪，扰也，从一开始，噪音就表示对别人的扰乱。此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当时的“噪”写作“譟”，可见更多的是指言语对别人的扰乱。后来，能指逐渐拓宽，诸如车声，鼾声，流水声，动物的鸣叫，等等，只要对他人构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就可以称为噪音。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以睁眼或闭眼来表明自己对某事物的关注或排斥，正所谓一叶障目就能不见泰山，可忍受噪音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万般无奈和被迫的，语音的穿透力和耳膜的脆弱性、暴露性使我们在喧嚣吵闹前非常被动。叔本华一本正经地说假如大自然打算叫人思考问题，她就不应当赐予他双耳；或者，至少应当让他长出一副严密的垂翼，就像蝙蝠所具有的那令人羡慕的双翼一样。他对人拥有耳朵耿耿于怀，“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必需始终竖张着双耳以保持警惕，提醒自己注意追踪者的接近。”[1]他本人深谙噪音之苦，认为噪音是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东西，为此他不惜把一个制造噪音的女房客推下楼梯，结果为此承担了三十年的赡养责任。他还将对噪音的厌恶写成文章《论噪音》，编入他的论文集，在这篇奇文中他尤其谈到鞭声给他带来的痛苦，“没有比那可诅咒的鞭打更强烈的刺激了，你会感到那鞭打的疼痛简直就在你的头脑中，它对大脑的影响如同触摸一棵含羞草那样敏感，并在持续时间的长短上也是相同的。”在马鞭的抽打声中，叔本华觉得自己的思路越来越困难，“仿佛两腿负重而试图行走那样困难”，因此他对噪音简直是深恶痛绝，认为“在各种形式的纷扰中，最为要不得的要数噪音”[2]。
与叔本华极为相似的是卡夫卡，后者以小说的形式控诉了噪音的折磨。如他的《巨大的吵闹声》，“在此以前我就想到，现在我听见金丝雀的叫声我重又想起，我是否该把门打开一条缝，像蛇那样爬进隔壁房间，蹲到地上，向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保姆请求安静。”[3]比起叔本华来，卡夫卡对噪音的态度显得软弱无力。他认为唯有在安静中创作才会得到身体和灵魂的双重解放，他幻想最理想的写作地点“在一个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面。有人给我送饭，饭只需放在距我房间很远的地窖最外层的门边。我穿着睡衣，穿过一道道地窖拱顶去取饭的过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时我将会写出些什么来！我会从怎样的深处将它们挖掘出来，毫不费劲！”[4]。尽管如此，他却几乎大半生时间都与父母同住，没有主动避开家人制造的噪音。他对噪音表示的最大反抗就是对婚姻总是犹豫和反悔，虽然噪音并非他恐惧婚姻的唯一因素。
这种对噪音的深恶痛绝常人似乎难以接受，叔本华、卡夫卡等往往被认为有些病态和极端，人们甚至猜想这可能与他们的神经类型和身体状况有关。但作家们并不买帐，余光中愤然写道“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他认为，一切思索的或要放松休息的人都应该有宁静的权利。因而，当社会不能给人提供安静的生活空间时，一定是这个社会哪边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提出“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5]由此，有无噪音上升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这就比叔本华和卡夫卡看得更具普泛的社会意义。后两者只是把噪音视为个人写作的干扰，叔本华更是从自我思考受阻的角度，指控噪音是那些精力体力过剩的人制造出来的，他甚至写道：“我长期有这种看法，一个人能安静地忍受噪音的程度同他的智力成反比，因此它可以看作衡量一个人的智力的很公正的尺度。……噪音对所有聪明人都是一种折磨。……用敲打、锤击、摔四周的东西等形式来显示过剩的生命力，都是我一生中天天必须经受的折磨。”[6]更甚之，他认为噪音“是一种纯然放肆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体力劳动阶层向脑力劳动阶层的公然蔑视”[7]，因此，叔本华以噪音划分两种劳动者的界限，并显而易见地给出高下之分，其意图在于彰显思考和思考者的重要性，这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逻辑基本相同。叔本华还想当然地认为普通劳动者不会对噪音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不会思考，他们的大脑组织太粗糙。与卡夫卡队写作环境的幻想不同，他幻想的是假如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都是些真正有思想的人，那么，各种噪音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扰乱世界的宁静而无人制止了，这就有点像尼采的“超人” 论了。卡夫卡虽强调写作状态，倒并没有去刻意较量写作与别种劳动的高下，也并没有质疑劳动人群的生存理由，他更重视的是面对写作个体生命的全然坦诚和投入。
当然，三者的共同点更明显，都深刻地觉察到了噪音的危害，并呼唤对写作者思考者的尊重，进而我们可以将之上升到呼吁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种尊重而且是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成正比的。
其实，噪音不仅对知识分子，对普通人也类乎一种苦刑。现代工业和后工业的发展使噪音成为人体生命日难承受的污染，商场、超市、大街、建筑、交通等无不是噪音的主要制造者。电影《青春无悔》中有这样的情节：卧室外是无处不在的兴建工程的噪音，主人公加农拿出一条细布绳紧紧绑在头上以抗拒噪音带来的头痛。制作者将都市现代化给人们生活与文化造成的副作用以身体伤害——脑癌的形式呈现，寓意深远，而主人公的父亲告诉儿子忘记头疼的办法是更努力地工作，以噪音来对抗噪音，这显然是十分反讽的。更为反讽的是，加农是负责拆旧房的——他既是受害者，又是都市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推动者。
噪音的高杀伤性的确不容忽视，因此能用作武器来对付他人。电视剧《西游记》中有一集“观灯金平府”，唐僧被三个犀牛精掳到青龙山，孙悟空单凭武功能打败三个妖精，但是当众多小妖围成一圈冲着他狂叫，他却败出圈外，直到后来在耳中塞进棉花球方才打死小妖。还有一次是在女儿国遭遇琵琶精，后者一弹琵琶，孙悟空的脑袋就像被狠狠地蜇了一下，同样因忍耐不得败去。不过更可怕的是用噪音来逼供，将人关在锁音效果极好的有高音喇叭的封闭房间里，不断播放噪音，四面的墙壁经过特殊处理还可以增大回音，这种惩罚不像毒打、夹手、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直接伤及肉体，但囚犯却往往能很快招供，忍耐不住这种特殊处理的噪音对神经的残酷折磨。
还是在《你的耳朵特别名贵？》一文中，余光中先生说，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但是用机器来吵人，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洗衣机、微波炉、电脑，或是工厂开工，汽车发动，这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而且似乎是永无休止没有终结的——技术时代的人们必定要为享用技术付出代价：必须忍受马路上高分贝的吵闹，忍受狭隘的公共空间中的嘈杂，忍受电子产品虽微弱但执著的振动声，而安静，在今日都市却日渐转成上层人士和中产阶层的特权，成为其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证明。鲁迅《幸福的家庭》中的“他”，想通过写小说来缓解窘迫的家境，他一边努力虚构一个幸福家庭，一边频频被妻子买菜和买劈柴的噪音拉回现实生活，最后不得不承认个性解放和生命自由的乌托邦破灭，不得不“俯首甘为稻粱谋”，其中噪音既讽刺性地提醒了小说中的人物，又昭显了其窘迫的生存境况。
但人们也有喜爱噪音的时候，这表现在两种情况中，一是自己并不需要安静时自己发出噪音，此时是不管他人如何的，这也就是余光中先生深为之担忧的公民素质和社会进步问题；另一种是全民狂欢，比如放鞭炮，人们对鞭炮声大多并不表示反感，相反，多年严禁之后的限放政策让很多人欢呼，不少居民不惜为之花费数千元，因此说是限放，实际上成了全放。更有专家来辩护“一刀切的禁放政策，使得传统节日味道越来越淡，不仅令传统节日日渐式微，阻碍了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复兴，而且使得辛劳了整整一年的公众，其新春时节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大打折扣”[8]，爆竹越响似乎表示放爆竹者心情越畅快，财力越雄厚，但热闹显然并不必然是繁荣稳定幸福的同义语。不过从人们的笑脸上可以看出，鞭炮制造的噪音在国人的意识里一直代表着喜庆和热情。
二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噪音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音高和音强变化混乱、听起来不谐和的声音，由发音体不规则的振动而产生，与之相对的乐音自然就是有一定频率，听起来比较和谐悦耳的声音，由发音体有规律的振动而产生。这是在严格的音乐意义上的比较。
20世纪以前的传统音乐审美原则规定了乐音是组成音乐的基本语汇，但进入20世纪后，音乐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主义对传统几乎作了全盘否定。 1913年，意大利未来主义作曲家鲁索洛发表《噪音的艺术》，主张将噪音用作音乐作品的基本音响材料，以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并为此创作了由震动声、轧轧声、口哨声等组成的噪音音乐作品。如同工业进入了绘画一样，噪音从此进入了音乐，比如“商店中金属屏风的坠地声，门砰然一声关上的声音，人群的喧哗声，各种各样从车站、铁路、铸铁厂、纺纱厂、印刷厂、发电厂与地铁传来的嘈杂声，以及全新的现代战争的噪音”，甚至包括撕纸声，咳嗽声，脚步声，等等。噪音音乐企图告诉人们：在无限丰富的音响世界中，被作曲家用来建立音调体系的只是一小部分，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可供采用的音响材料，甚至一切声音都可入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倒颇合乎《礼记•乐记》中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9]既然噪音也是现实事物造成的声响，当然也能够进入音乐的殿堂了。看似简单的噪音加入，实际上，音乐的传统定位就被深刻地改变了。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对音乐下结论说“和谐是永存的”，毕达格拉斯学派坚持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甚至认为净化灵魂的方法唯有音乐。老子也有言“音声相和”，音者，乐音是也；声者，噪声是也。所谓“大音希声”，大音者，不使噪声过度喧嚣之美音是也。从形式美的观点看来，他们都认为音乐应该是优美的，就像春风微雨，娇莺嫩柳般温和自然、舒缓静态、轻盈流畅，使人得到平静的愉悦。中国传统音乐更是形成了“中和”的音乐审美原则：平和、恬淡，温柔敦厚。如今，噪音介入甚至在有时占据全章，自然使音乐显得不那么和谐了，由此引发了什么是音乐美和如何鉴赏噪音音乐的争论，最为激烈的怕是表现在对摇滚的争执上。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摇滚遭到了猛烈攻击，一些医生从生理角度出发表达对摇滚的排斥，其理由是，摇滚乐高至110～119分贝的大音量严重超出联邦政府制定的噪音标准，这种噪音比工业噪音还危险，还具破坏性，必将对人的内耳造成创伤，而且随着扬声器的输出功率从60年代末的1000瓦发展到70年代中后期的近万瓦，一些摇滚乐队被指责为根本不是在演出，而是在制造电闪雷鸣。但是，随后的研究发现，这些医生的论断并不科学，因为身处其中的摇滚乐手听力并没有明显的破坏，因此又有医生指出，噪音是否会对人的听力造成损害取决于那种声音对听者构成的压力大小，所以，如果听者讨厌摇滚，听力可能受损，而如果是带着兴趣去欣赏，并视噪音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部分，听力就不会受损[10]。
的确，对噪音音乐如何欣赏和评价是我们是否接受它的关键。旅美华人作曲家和电子媒体艺术家姚大钧说:“人们刚接触的时候会觉得一团混乱,没有脉络可循,仿佛随便怎样乱搞都可以搞出一套自圆其说的东西。其实,批评、解释的法则与传统音乐是一样的。如果你要表达一种情绪,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虽然是在用一种表面混乱的形式表达,但如果技巧不够,一听就能听出来。”也就是说，摇滚等噪音音乐并非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混乱不堪，传统音乐的阐释规则也可以运用。姚大钧还写过一篇《噪音听法论》，序言里说:“一般听噪音音乐的方法,多半是让自己完全臣服于这类作品中，以被虐狂式的心态让高分贝的声音海完全淹没自己，并一定坚持到最后一秒钟。”[11]
有很多像姚大钧这样的音乐人认为噪音在音乐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它激发着人的听觉神经，将一份狂热的感情推向极点，从目前摇滚在群众中尤其是青少年中的普及程度来讲，至少噪音音乐在一定范围内已被认可，更有人将其上升为噪音美学，这一点还尚待专业人士确认。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摇滚的噪音借助了现代技术（如大规模复制，高分贝播放手段，电吉他，电子合成，采样拼贴,噪音实验等）的东风。在流行音乐和摇滚的狂舞轰鸣中，古典的“天籁”（包括旋律、节奏与和声）受到了冲击，庄子所说的“动则失位，静乃自得”也被挤到了舞台上的最边角。
三
从前两部分来看，噪音无非有两种能指，一指生活中刺耳的声音，一指音乐中迥异于和声的语言组成材料，但是，词语的能指和所指往往是不等同的，“噪音”这个普通的词语在当代也逐渐具备了新的文化隐喻。对隐喻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是这样界定的：
“有意识地以彼思想内容的名称指代此思想内容，只要彼思想内容在某个方面相似于此思想内容，或多少与之类似。”
他把隐喻视为“以一个观念迂回地表述另一个观念的方法”，简单地说，隐喻就是以源域中的一个概念去解释目标域中的一个概念，解释是建立在二者的相似性或类似性基础上的[12]。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于1985年发表小说《白噪音》，该书之出名不仅在于它较为奇怪的标题，更在于标题本身揭示和象征的蕴涵。作者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关于小说标题：此间有一种可以产生白噪音的设备，能够发出全频率的嗡嗡声，用以保护人不受诸如街头吵嚷和飞机轰鸣等令人分心和讨厌的声音的干扰或伤害。这些声音，如小说人物所说，是‘始终如一和白色的’。杰克和其他一些人物，将此现象与死亡经验相联系。也许，这是万物处于完美平衡的一种状态。”这样的解释本身也难懂，作者接着又说，“白噪音也泛指一切听不见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13]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用美国学者科纳尔•邦卡所说，将现代科技产物的商品所发出的噪音均可称为“消费文化的白噪音”，这是伴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自身酿制的苦果”。这一类白噪音，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的各种节目，喋喋不休的广告，超市和商城里交易时人类的嗡嗡声，甚至包括旅游景点“美国照相之最的农舍”周围照相机快门不停的喀擦声。
如果白噪音的寓意仅止于此的话，那文章的这一部分完全可以并入第一部分，但是作者显然要赋予白噪音更特别的隐喻。书中主人公杰克和妻子芭比特有这样一段对话：
“没有人看出来，昨夜、今晨，我们是何等的害怕——这是怎么回事？它是否就是我们共同商定互相隐瞒的东西？或者，我们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心怀同样的秘密？戴着同样的伪装。”
“假如死亡只不过是声音，那会怎么样？”
“电噪音。”
“你一直听得见它。四周全是声音。多么可怕。”
“始终如一，白色的。”
“有时候它掠过我。”她说，“有时候它一点点地渗入我的头脑。我试图对它说话：‘现在不要，死神。”[14]
白噪音因此与人的死亡体验紧密相关，掩藏着人对死亡的所有恐惧和想像。书中更精妙的一点还在其后，另一个小说人物默里把杰克的死亡恐惧看成是不自然的，正像他认为“闪电和雷鸣是不自然的”，他说杰克不知道怎样自我压抑，而在他看来，“我们自我压抑、妥协和伪装”方才是“我们如何幸存于宇宙之中的方式”，这种压抑、妥协和伪装就是“人类的自然语言”[15]。自然与非自然在小说中的所指已截然相反，所以白噪音除了作为物质社会的渣滓，最深切地表述了当代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有的经压抑、妥协和伪装而表现出来的白噪音还被认为表现出“人类交流死亡恐惧的努力和驱逐它的欲望”[16]，如孩子长达七小时的无来由的哭泣，睡梦中发出的神秘声音，修女们在根本不信任上帝和天堂的情况下日复一日的宗教说教，这些噪音在对抗死亡上达成一致。白噪音因此最终成为人类拒绝死亡的自然语言，真是莫大的反讽！
再回到我们第一部分谈到的电影《青春无悔》，虽然噪音构成了对加农生命的威胁，但是如果没有噪音，加农又能凭什么居住在高楼大厦里？噪音既是毁害生命的杀手，又是现代人生存不可或缺的依靠，甚或可以说，噪音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着现代物质社会的蓬勃发展。
如果说白噪音还是从最普遍的社会生活角度，那么法国人贾克•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政治和经济学意义对噪音作了耳目一新的阐释，在此我们只谈政治意义。他首先认为“不是色彩和形式，而是声音和对它们的编排塑成了社会”，因此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更紧密，“与音乐同生的是权力以及与它相对的颠覆”，而与噪音同生的是混乱和与之相对的世界。在噪音里我们可读出生命的符码、人际关系、喧嚣、旋律、不和谐、和谐；当人以特殊工具塑成噪音，当噪音入侵人类的时间，当噪音变成声音之时，它成为目的与权势之源，也是梦想——音乐之源。它是美学渐进合理化的核心，也是残留的非理性的庇护所；它是权力的工具和娱乐的形式[17]。噪音就是不和谐，就是异质和权力争夺的化身。
上述阐述恰恰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8]作了现代注解，“怨”再上加 “怒”显然违背了“中和”的传统音乐审美观，因此可以说噪音产生于混乱和同样混乱的世界中，或者说噪音就是乱世的征兆。摇滚裹挟着沉重的音响设备，吼着电闪雷鸣般锐利至极的声音，希望借此刺激青年使他们“从麻木不仁之中惊醒” [19]，使他们意识到民主平等和平自由在当代现实理性社会中的匮乏，很多乐人包括中国的郝舫、崔健等人都一直是以这种观点来欣赏和从事摇滚事业的，摇滚遭到以民主自诩的社会主流不遗余力的攻击在他们看来正是摇滚所寓政治意义的显现。
在专制极权时代，一些往常被视为异类的事物会被艺术家们用来遥托寓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穆旦在1975年曾写下一首短诗《苍蝇》，“你永远这么好奇/ 生活着/快乐地飞翔/半饥半饱/活跃无比/东闻一闻/西看一看/也不管人们的厌腻/我们掩鼻的地方/对你有香甜的蜜/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你也来歌唱夏季/ 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苍蝇这种制造噪音人皆厌恶的害虫，在穆旦的笔下化为充满理想色彩的追求平等者，最后被设下骗局使诈的人们所害。还有疯狗（食指）、野兽（黄翔）、华南虎（牛汉），等等，它们发出的呼叫就成为抗争那个凄冷压抑时代的噪音。这个时候，沉默不再是金，高呼方显英雄本色，所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才永远为世人感怀，沉默在彼时被视为无能和软弱。
既然任何声音就政治意义而言都是“权力的附属物”和工具，面对这样的噪音，极权主义者的回答必然是“查禁颠覆性的噪音是必需的，因为它代表对文化自主的要求、对差异与边缘游离的支持”，阿达利指出，这种对维护音乐主调、主旋律的关切，对新的语言、符号或工具的不信任，对异于常态者的摈斥，存在于所有类似的政权中。所以，才会有了食指的疯癫，黄翔的早逝，索尔仁尼琴的流浪，摇滚的被抑……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借鉴福柯对权力的阐述来为噪音作一全面的界定。福柯认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大量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横断面，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差异中，存在于任何差异性的两点中，并“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实施”[20]，那么，既然噪音也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因一方的声音高出或异于另一方而形成，我们同样可以说，噪音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差异中，存在于任何差异性的两点中，只要有差异，就会有噪音，就会产生对噪音的压制和规训。如此说来，任何超出常规具有异质色彩的事物均可构成噪音，尼采，凡高，《沉沦》，《呐喊》，《嚎叫》，猫王，《回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无所有》，等等。
但是噪音绝对地有政治意义吗？贾克•阿达利的论述和《礼记•乐记》分明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可众声喧哗究竟征兆着民主的福音还是无序的混乱？还有噪音音乐的形式和它希望表达的内容统一吗？越震耳欲聋就越能完好地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吗？稽康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声无哀乐论”，反对从伦理观、功能论出发去衡量音乐的美，所以摇滚的反叛从这一点来看又很值得质疑，倒是它的登峰造极的噪音有时的确让人忍无可忍。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肯定地说“这些前卫派的实验无以作为人类听觉设计的指导方针，无以成为一种听觉环境伦理学的指导方针。”[21]文章先后阐述了噪音的原始能指和新的文化隐喻，可以看到，
对噪音的厌恶，以及加诸噪音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的诸多不足：对安静的强烈渴望，对现代化盲目崇拜造成的鲁莽，对快节奏变化的焦虑和犹豫，对平庸的逃避，对自我和现实的不满，还有我们在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时不断涌上的无力感。耳对噪音，灰色人群听而不闻显得滞钝，他们更紧要的是去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像叔本华所说的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作什么抽象思考根本不担心被打扰；中产阶层则正力图营构一个个愈发舒适的空间，向着心仪已久的上流社会直奔，自有隔离网使他们远离一切噪音。在噪音中适应噪音，乃至忘却噪音，筑起“心斋”，恐怕是这个时代最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只是，人世的喧哗与浮动，我们能完全躲得开吗？即使躲得过，聪，察也，这样的人还称得上“聪”吗？我还是愿意这样憧憬：一个平和理想的社会将很快出现，它将解决噪音以如此多样和复杂的隐喻所反映出来的全部问题，每个人都将获得思考和言语的权力与表达空间，噪音将被化解于无形。
The Cultural Metaphor of Noise
Abstract：There is a word which is getting a higher appearing frequency and one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thus comes into [...]
Category: NoiseUpdated on 2008年7月14日 by admin